在1939年,戴笠指示军统局上海区的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袁殊,前往香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——策划并执行暗杀汪伪特工总部的头目李士群。接到任务后,袁殊立即开始筹划行动。然而,正当计划即将实施时,军统上海区的区长王天木却秘密投靠了李士群,并将袁殊的行动泄露给了敌人。李士群很快将袁殊捕获,并将他囚禁在76号。面对危机,李士群冷冷地威胁袁殊:“任何反抗皇军占领者的人,必定当场处决,只有选择合作,才可能活命。” 袁殊沉默片刻,叹道:“战争有胜负,今天我败了,听凭你的处置。” 李士群见状,便拿出一大笔钱,试图用金钱收买袁殊:“日本人不会轻易撤回处决命令。” 袁殊冷冷一笑:“你有日本关系,我也有。” 李士群的语气瞬间顿住了,没想到袁殊居然也能反击。紧接着,袁殊冷静地要求李士群为他安排洗澡,端上好酒好菜,还要求联系自己的妻子送换洗衣物来。此时,袁殊的妻子马景星从76号离开后,立刻去找了共产党人潘汉年,告诉他:“小袁出事了!”
潘汉年听后,冷静地在纸上写下一个电话号码,递给马景星:“打电话给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,求他出手救人。”这时,大家不禁要问:袁殊究竟是谁?为什么他的妻子不向国民党求助,而是直接向共产党求援?潘汉年又为何如此有信心地认为,日本人会伸出援手?
展开剩余79%回溯到1931年,潘汉年与助手欧阳新曾赴静安寺一家白俄咖啡馆,准备与袁殊会面。袁殊,出生在湖北的一个官宦之家,父亲曾是老同盟会会员,后来加入国民党。自幼便有革命思想的袁殊,在五卅运动期间年仅14岁,便参与了大规模的罢工、罢市、罢课游行。大革命时期,他也曾参加过北伐战争,成为北伐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官。之后,他赴日留学,接触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,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。回国后,袁殊在上海创办了《文艺新闻》周刊,受到了鲁迅的关注。
当国民党秘密杀害五位作家后,袁殊毫不畏惧,主动与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联手,公之于众,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。后来,袁殊加入了左联,并积极投身反帝爱国的文化工作中。1931年10月,袁殊接到潘汉年的召唤,前往静安寺与他会面,潘汉年正式向他发出邀请,要求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面对白色恐怖和叛徒的威胁,袁殊依然坚定加入了共产党。潘汉年对他说:“作为共产党员,你的一切都要献给党的事业,包括你的生命与名誉。”欧阳新也叮嘱他: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身份,哪怕你可能永远背负反动罪名,党会始终知道你。”
此后,袁殊被安排进入一个高度机密的前卫组织,工作中他只能与欧阳新保持单线联系。潘汉年明确告诉他,他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。此时,袁殊通过表兄贾伯涛,与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建立了联系,主动示好,表示自己厌倦了左倾活动,想寻求安稳的生活。吴醒亚十分欣赏他,随后邀请他加入了湖北帮。为了专心打入敌人,袁殊逐渐疏远了自己创办的《文艺新闻》周刊,这令与他并肩作战的朋友楼适夷与翁从六感到非常失望。
1932年,《文艺新闻》周刊停刊,袁殊的朋友翁从六误以为是袁殊被当局的严密监视所迫。然而,袁殊并未解释,只是简单地告诉翁从六:“以后我可能会在社会上彻底身败名裂。”而就在这种背景下,1933年,袁殊被吴醒亚任命为一个秘密情报股的股长,成为一个法西斯组织的成员。此后,随着时局的变化,袁殊的工作任务愈加危险,但他依然坚守。
1937年,袁殊在日军增兵上海的危机中,为上海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化装成日本学生,深入日军阵地,通过与日军军曹的交谈,暗中收集了大量情报,并顺利上报,成功为上海的防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此后,袁殊的名字传遍了上海,但也因此成为了军统的目标,最终被捕。然而,他在杜月笙的帮助下脱险。随着战局的变化,国民党开始向后方撤退,而军统头目戴笠则开始寻找合适的人选来执行一些潜伏任务。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况后,向戴笠推荐了袁殊。
戴笠亲自联系袁殊的妻子,让她转告袁殊,次日九点去找他面谈。袁殊在报告给潘汉年后,最终决定接受戴笠的邀请,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,并接到了两个主要任务: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,二是无论局势如何变化,都要坚守在上海。
很快,袁殊便成立了专门的秘密行动小组,专门处理侵略者和汉奸。1937年,潘汉年前往香港,而袁殊则独自一人留在上海,继续执行任务,并取得了显著成果。1941年,日军挑起太平洋战争并开始占领租界,疯狂摧毁进步文化力量。在这种背景下,袁殊利用自己的身份,成功营救了多名中共党员与进步文化人士。
直到1949年,袁殊仍继续为新中国的情报工作贡献力量。他在解放军309医院病逝,享年76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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